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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识布拉格
1951年初,我生了孩子后和新华社驻布拉格分社社长吴文焘夫妇一道乘火车经莫斯科到布拉格。
吴文焘同志是我国老资格新闻工作者,知识丰富,理论水平高,又富有实际工作经验,为人热情诚恳。他善于见景生情,编故事、讲笑话。他把使馆所有外交官的名字编成谜语,叫我猜。一路上有他们夫妇陪伴,颇不寂寞。
1992年12月31日,捷斯联邦解体。1993年1月1日起,捷克和斯洛伐克分别成为独立主权国家。
捷克斯洛伐克是由同属斯拉夫民族系统的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兄弟民族组成的国家。首都布拉格,面积12万多平方公里,人口1200多万。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希特勒德国占领。
1945年苏军攻克柏林,随后解放布拉格,捷克斯洛伐克才得以新生。由于历史原因,在东欧社会主义各国中,捷克的工业比较发达。钢铁、冶金、机器制造业都有一定基础,纺织、皮革、玻璃制品业也很发达。
捷克生产的步枪、机关枪很有名。战争年代,我们的军队常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这种“捷克造”,那时这些就是最好的武器了。捷克生产的“拔佳”牌皮鞋在旧中国也颇有名气。捷克的农业不算发达,但啤酒花却是其著名的特产。皮尔森啤酒厂生产的啤酒畅销国外。

捷克产的枪支、皮鞋和啤酒
斯洛伐克地广人稀,主要是农业区,首府是布拉迪斯拉发。捷克斯洛伐克的文化教育也很发达,是个音乐之邦,世界知名的作曲家斯梅唐纳、德沃夏克等都是捷克人。
捷克斯洛伐克人民勤劳勇敢,有较高的文化素养,生活也较富裕。首都布拉格是美丽的古老城市,气候温和,风景秀丽,夏天不热,冬天不冷,但阴雾天气多,阳光灿烂的日子较少。和许多欧洲人一样,捷克人也喜欢晒太阳——日光浴。

布拉格的老城广场和尖顶教堂
布拉格古老建筑很多,特别是尖顶教堂很多,有“百塔之城”的称谓。总统府及许多大教堂、大剧院、音乐厅、博物馆、图书馆以及一些政府办公大楼都是古老建筑。
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布拉格老城。老城中心有一个不大的广场,广场旁有一座古老的钟塔,塔上有一个大钟,钟里有许多古老装束的人物偶像,每一小时就有小公鸡出来啼鸣,随之,钟里面的圣徒偶像打着鼓一个一个出来走一圈,过往行人都会停下来观看,这是旅游者必来参观的古迹之一。

查理大桥(Charles Bridge)是捷克共和国首都布拉格的一座历史悠久的石桥,跨越伏尔塔瓦河,连接老城区和小城区。
老城门外,一座以“查理”命名的古桥横跨伏尔塔瓦河,这座桥是14世纪的古建筑,桥上两旁各有一行圣徒塑像。伏尔塔瓦河两岸树木茂盛,河水清澈,是我们假日常去散步的地方。
作者于伏尔塔瓦河畔留影。(图源:家属提供)
布拉格市中心的瓦斯拉夫大街,是布拉格最主要的一条街,街的尽头是被捷民族尊为“民族国家守护神”的捷克第四代大公瓦茨拉夫的骑马雕像。雕像后是一座博物馆和街心喷泉。每年庆祝“五一”劳动节,在这里举行群众游行。

瓦茨拉夫广场上矗立着瓦茨拉夫的骑马铜塑像。
据使馆先期到达的同志说,他们刚到布拉格时,因为原国民党使馆房子太小,且已作他用,捷政府就将使馆全体人员临时安置在布拉格近郊的一座贵族别墅里。那座房子很大,有点宫殿建筑式样,室内家具都是路易十六式的老式家具。他们印象最深的是浴室很大,瓷砖、浴缸、面盆、便盆全是白色的,显得非常清洁明亮。
楼上主要的房间隔墙都是活动的,若全部打开,所有房间都是通的,举行宴会时,可容纳数百人。谭大使呈递国书以及到任的外交礼节拜会都是驻在这里时进行的。使馆内部各项工作的展开和制度的建立也是在这里开始的,在这里暂住近一个月的时间就搬到捷政府为我们找好的正式馆址了。
那是在布拉格市区一处幽静的居民区内拨了几幢别墅式的小楼,每幢小楼都有花园并用围墙或栅栏隔开。比较大的一栋小楼为使馆办公用房及使馆人员的住房。谭大使夫妇和我们夫妇住在旁边的一幢小楼里,中间的小栅栏被拆除,使其连成了一个整体。隔街另一幢小楼用作武官处和领事部的办公兼住房。但是,这里毕竟是别墅民房,作为一个大国使馆,地址仍不相称。
两年后,捷政府又重新拨了一幢较大的宫殿式建筑给我们作使馆用。这座建于18世纪的楼房名叫“洛布科维茨宫”,是一座外观相当雄伟的建筑。内部房间高大,单是中间一个圆厅就可容纳数百人,所有房间的隔墙打开相通,举行宴会可容纳千余人。我们住在这里直到离开。以后中国使馆又搬了,这座古老的大厦后为德国驻捷克使馆的官邸。
从不习惯到习惯的外交生活
正如毛主席所说:“我们熟悉的东西有些快要闲起来了,我们不熟悉的东西正在强迫我们去做。”对我来说,不仅外交工作是一项完全崭新的工作,就是在生活上也有许多不习惯。
第一次出国,什么都不懂,也不适应,最苦恼的是做头发。临出国前两天,到北京王府井最好的理发馆去烫发,这是我有生以来的第一次。那时还没有冷烫,是用电烫,满头的大铁夹子,顶在头上重似千斤,好似上了重刑,人也不敢动,有时还很烫,又怕把头发烫坏了,连烫带做要用两个多小时,心惊胆战的,出了一身大汗,唉!真不是滋味。
外交工作干了十多年,最头痛也是负担最重的就是做头发,不管是大型宴会或是小型宴请,每次烫发后必须要做头发。在国外理发非常贵,小费比理发的钱还要给得多,给少了就有失国家体面,有失外交官的身份。因此,我们使馆女同志都是在家自己做头发。我始终没有学会自己卷发,都是同志们互相帮助。到后来不仅是卷头发,就是烫发也是同志们互相帮助了。
当时清泉同志任临时代办,我也算馆长夫人,各种形式的宴请、会客较为频繁,有时一天就有两三次,每次做头发我像孙猴子怕紧箍咒似的头痛和烦恼,洗、卷、吹要花很长时间,自己又不会做。后几年,我干脆把头发梳上去,就简单多了。
1951年,作者和丈夫李清泉在布拉格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大使馆。(图源:家属提供)
1951年5月,作者在捷克布拉格中国驻捷使馆。(图源:家属提供)
1953年,作者在布拉格中国驻捷克斯洛伐克使馆。(图源:家属提供)
根据我国外交部规定,女同志出国的服装主要是旗袍,长到脚跟的旗袍为礼服,短半尺左右的旗袍为便服,便服还有裙子、连衣裙、西服等比较随便的服装。
长旗袍叉子长1尺2寸,短的旗袍叉子为1尺左右。皮鞋以前从没有穿过,在北京时考虑到高跟皮鞋穿不惯,所以定做的是圆头、半高跟、粗跟的皮鞋,白色、黑色各一双。
长期工作在部队的我,平时都是穿布鞋或草鞋,打绑腿,行起军来,不是快步走就是小跑,初穿旗袍和高跟鞋,就像女人裹小脚似的,寸步难行。
另外,外交礼节要求男士处处尊重女士,先生必须跟在夫人后面走。我走得太慢,老李走得快,走不多远他就走到我的前面,这样不行呀!他就退到我的后面。可走不多远,他又走到我的前面去了。他很着急,催促我快走,可我穿着旗袍迈不开大步,穿高跟鞋不敢走快,我也很着急。后来他逐渐习惯了,也就自然而然地跟在我的后面了。
参加宴请,冬天大衣或外套都要到存衣处存放,外交礼节需先生将夫人的大衣脱下,然后给存衣处保管。我没有这个习惯,不等丈夫来脱,就自己将大衣脱下来了。
大型的鸡尾酒会时间比较长,一些外交官夫人不止一次地从自己的小手提包里取出镜子,涂粉、擦胭脂。我不习惯这种做法,必要时就到卫生间去淡涂一下。
每次宴请,车子到门口后,服务员马上将车门打开,这时要给小费,上电梯、存放衣服都要给小费,就是上厕所没有硬币都无法去。给小费在资本主义国家是可以理解的,但在社会主义国家,我们很难理解。当时我们为我国服务员不要小费而自豪,但外国人对我国不收小费反而奇怪。
我国各驻外使馆同志出国前,曾在北京饭店由外交部组织了一次学习吃西餐的培训。我们这些同志大多数是从部队调来的,很多人都没有吃过西餐,也没有见过,不知怎样用刀叉。
尽管在北京饭店演习了一次,但真正到了国外,实际操作起来,用刀叉还是不像用筷子那样方便。为了不失体面,我就看外国人怎么做,我就怎么做,用刀叉不熟练就慢点使用。
西餐头一道是汤,喝汤不能将汤匙一下放到嘴里,还不能有喝汤的响声,要轻轻将匙子里的汤放进口中。一道一道菜都要按照摆好的顺序用刀叉。吃肉是用吃肉的刀叉,吃鱼时要用吃鱼的刀叉,咀嚼食物不能有响声,不吃了要将刀叉并起放在盘中,表示不再吃了。餐厅里只能听到客人之间的交谈声,听不见客人用刀叉的响声和吃菜的响声。
摆座位的小型宴请至少需要3个多小时才能结束。大型的鸡尾酒会或冷餐会,吃的东西都摆在桌上,盘、碟、刀、叉也都放在桌上,自己随便去取拿,比较随便,比较自由。
由于捷克是社会主义国家,为了表示友谊,一般宴请晚8点开始,但到深夜一两点钟我们才能离开。
跳舞是社交活动的一种方式,驻在国和各国驻捷使馆的国庆和建军节都举行大型的鸡尾酒会,有的还举行舞会。在国内培训时,也有跳舞这门课,请专人来教。但由于学习时间短,我又怀第二个孩子,所以没有去学跳舞。老李虽去学跳过几次,因不喜爱,也没有学会。
到了国外,为社交活动的需要,使馆组织过多次舞会,由会跳舞的同志来教,使同志们至少能上场跳,以避免客人邀请跳舞时出现尴尬。我们国庆时举办舞会,要求使馆人员先带头跳,不大会跳也要跳。
外国客人一般跳舞都很好,他们带着我跳三步和四步舞时,我也能跟上,但跳花样就不会了。回国休假,听说许多单位经常在星期六举办舞会,中央首长有时为休息和锻炼也来参加。
当然,外交部为我们回国休假的大使、参赞夫妇等举行的舞会,周总理和邓大姐都亲自参加。有些夫人不大会跳舞,不敢坐到前两排,免被邀请后跳不好而尴尬,尤其特怕周总理邀请。
我也是其中之一,邓大姐不跳舞,看到我们这些人坐在后面,知道是不愿跳,就说“不愿跳舞的跟我来看电影”,我们就都跟着邓大姐去看电影了。
国内有些同志,特别是组织舞会的同志不相信我们做外交工作的同志不会跳舞。当然,也不是都不会,不会和不喜欢的还是少数。
外语是做外交工作的重要工具,为了工作的需要,为了热情交谈,了解他们国家、介绍我国的情况都需要语言相通。我们都没有学过外语,自由交谈不可能。作为主要外交官或馆长,随时都跟着翻译,但总不如自己会外语方便。
当然,在正式外交场合,就是会说外语,也要通过翻译。刚到捷克,参加宴请,特别是大型的鸡尾酒会,时间长达五六个小时,不可能让翻译老跟在身边,这样在宴会上我就成了“不聋的哑巴”——我说话,别人不懂;别人说,我也不懂。这样“不聋的哑巴”要挨过五六个小时的宴请,真是活受洋罪。
出国前,周总理、邓大姐再三指示我们要做好外交工作,特别鼓励女同志要做好夫人外交工作,要求我们学习外语,特别是学驻在国的语言。为了完成总理和邓大姐的指示、很好地去完成外交工作任务,必须克服困难、安心工作、学好外语。
当时,使馆的同志除少数几个懂外语外,绝大多数不会外语,所以学习外语就成了当时使馆的一项重要任务。使馆领导号召大家学习外语,并规定了一定的学习时间。
大部分同志都学捷克文,只有少数外交官和夫人年龄大些,学习外文困难,学会一种新语言不容易,就学俄文,因为俄语在捷克外交场合通用,在商店买东西俄语也普遍通用,一般的老百姓也会说些俄语。俄文比捷文易学些,捷文语法和变格比俄文复杂。俄文不仅在捷克,在东欧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也通用。因此,我们俩都学俄文,边学边用,有半年时间,也能凑合着讲几句话了,在宴会上不像过去那样两眼相望,也能够连讲带比画进行一些友好交往了。
- 未完待续 -
出处 | 《一个战士的足迹》
本篇作者 | 孙琪
图片 | 家属提供及网络